为了向广大师生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，提升广大师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学素养，4月14日下午，人文艺术教育中心与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明德文化讲堂在文德楼N401如期举行。本期讲堂由赵超副教授讲解苏东坡的炼成之道及其当代意义，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吴鹏飞主持。
“云山不改色，江月解分身”语出苏轼《次韵赠清凉长老》。“但怪云山不改色，岂知江月解分身。”这是苏轼对于人生有常有变的深刻体悟，面对生活中的变与不变，他始终坚守着自我内心的正确价值追求，不随波逐流，不折于世。
赵超老师从苏轼的人格入手，通过其作品窥其思想变化及其修炼过程。苏轼人格形成之主客观原因有二：一是其严格的家庭教育。其父苏洵寄厚望于苏轼，甚而在取名上亦极为重视；二是时代玉成。苏轼试礼部时，因《刑赏忠厚论》得欧阳修赏识。文中自创一典：“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。将杀人，皋陶曰‘杀之’三，尧曰‘宥之’三。”得知真相的欧阳修不仅没有责怪苏轼，反而称赞其举一反三，豪不嫉贤妒能，甚至说“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”。宋仁宗与宋神宗亦对苏轼大加赞赏，称之为天下奇才。
如此全才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却并非坦途，他的仕途大抵分以下四个阶段：
一是道阻且长。苏轼因与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政见不和导致仕途受阻，在与吕惠卿任主考官时，激化了与变法派的矛盾，后惨遭构陷，被贬黄州。
二是东坡归来。贬官黄州，是苏轼到苏东坡的转折点。元丰四年，苏轼获得郡城东门外小山坡上一块废弃的营地，带领全家老小开荒种田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农民。此时的苏轼，超然物外，静心享受生活中的美好，如东坡肉就是他超然的外延之一。
三是东山再起。元丰七年，神宗觉变法无望后调和两党矛盾，起用苏轼。元丰八年，哲宗继位，高太后垂帘听政，召司马光入京任宰相，重用苏轼。此时苏轼已认识到部分新法的益处而主张对新法有所保留，如此则与变法、守旧两派皆有矛盾，而哲宗亲政后继承神宗施政方针大力施行新法，苏轼被贬更为偏远的惠州和儋州。
四是浴火重生。苏轼在被贬岭南后，思想上进入了彻底的超脱之境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便是一个绝佳的展现。苏轼于生活中寻得了了自我的解脱之道，与俗世和解，还心之宁静。苏轼的自洽令其反对者不满而再进谗言，终始苏轼贬至儋州。在儋州的苏轼仍不改其性，旷达乐观，即便言语不通仍可与黎族人为友，勤恳务实，超脱自持。
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，他的诗理趣与情韵兼胜，他善于进行自我反思，在宦海浮沉中他努力探求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人生真谛，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，实现知行合一。在每一次坎坷和贬谪之后，他都变得更加从容、洒脱和智慧，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一生，这对于后世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，或许也正是我们今天品读苏东坡的最大意义所在。
在最后的互动环节，赵超老师亦寄语广大学生：在面对生活中的流言与挫折时葆有严谨与认真，如苏轼一般，实现儒释道的完美合一。随缘自持、超然物外又能活在当下，不停留在书本里的浪漫与虚无，而当积极有为，让不羁的灵魂与现实和解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，绽尽生命光华！
